南方和北方，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划分标准。
从地理的角度看，以秦岭-淮河一线作为南北分界线，所以此线以北的省份有：
华北五省市区（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内蒙古）、东北三省（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）、西北五省区（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、青海）、西藏、河南和山东。
剩下的省份，属于南方。
基于各省GDP数据，我们得到南方和北方GDP占全国的比重，在1997年以来的变化情况。
这张跨度28年的堆积柱状图，以粉红与蓝绿两种色块勾勒出中国南北经济比重的消长轨迹。
南方经济占比从1997年的58.8%持续攀升至2024年的65.6%，北方则从41.2%下滑至35.4%。
这一升一降之间，不仅反映了区域发展格局的深刻重构，更揭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过程。
经济特区、沿海开放城市等政策试验田集中在南方，使珠三角、长三角在1990年代已完成原始积累。外资涌入加速了这一进程，仅广东省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就占全国28%。
北方虽然拥有东北重工业基地和环渤海经济圈，但国企改革阵痛使其在市场化转型中相对滞后，41.2%的占比已预示后来\"东北现象\"的端倪。
2001-2012年是南北差距快速扩大的关键期。南方占比年均提升0.35个百分点，这一变化与全球化红利密切相关。
长三角、珠三角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，培育出电子信息、轻工制造等出口导向型产业集群。以苏州为例，2005年其IT产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42%。
北方则受限于产业结构，能源重化工占比过高，2008年山西、内蒙古等省区第二产业中煤炭相关行业占比仍超60%。
这种路径依赖使北方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调整迟缓，2011年北方占比跌破40%关口。
2012年后南北差距呈现稳态扩大特征。
供给侧改革对北方传统工业省份形成双重挤压：去产能直接冲击河北钢铁、山西煤炭等支柱产业，而环保约束又限制其转型空间。
2016年河北粗钢产量较峰值下降12%，但新兴产业培育滞后导致GDP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均值。
反观南方，数字经济成为新增长极，2020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已占GDP26.6%。
这种动能转换差异，使得即便在南方产业转移的背景下，北方仍难以缩小差距——2024年30.6%的占比创下历史新低。
国家区域政策在南北呈现不同实施效果。
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多体现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，对河北经济增长带动有限，2015-2024年河北与北京人均GDP差距反而扩大1.8倍。
长三角一体化则真正实现协同效应，2023年长三角GDP总量较2018年增长42%，其中安徽承接产业转移项目超万个。
这种对比凸显出：北方需要超越简单的政策输血，构建内生增长机制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提出，正是试图从绿色发展维度重塑北方经济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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